专访自由软件基金会CEO约翰·沙利文

这篇文章是Jono Bacon 「六度」专栏的一部分。在这个专栏里,他主要分享对于开源的文化,社群和趋势方面的想法和观点。本文是对自由软件基金会的CEO约翰·沙利文的专访。
[caption id="attachment_5247" align="aligncenter" width="520"]osdc_general_openfield Image by : opensource.com[/caption] 老实说这一篇专栏和我之前构想得有点不太一样。 几星期前在构想下一期专栏内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自由软件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下文简写为FSF)今年迎来其成立的第 30 个年头,它与现今计算机科学的联系何在?在当下计算机的发展潮流中,它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于是我打算采访 FSF 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沙利文( John Sullivan )来获得第一手资料。此次我的采访计划沿袭了我很多稿件的一贯风格:以有趣的叙述为主线,并援引访谈中的原话作来增色。 然而,真正与约翰开聊之后,其细节之详尽、思路之缜密和叙述之生动,无不超乎我意料之外。于是,我打算将采访的全部内容加以呈现,并于其间穿插一些自己的评论。所以这篇专栏将会很长,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幅关于一家奇妙组织的迷人画卷。建议你不妨准备一杯可口的饮品,然后坐下来慢慢品读。

变化之沙

自由软件基金会(FSF)创始于 1985 年。我们不妨对那一年的计算机发展情况做个回顾—— Amiga 1000 方才推出; C++ 正成为编程语言的主流; Aldus PageMaker 软件刚刚发行;计算机网络刚刚开始普及。对了,那年威猛乐队( Wham! )的新歌《Careless Whisper》着实风靡一时。 30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 年, FSF 还只是着眼于为码农极客们所用的软件提供一些免费的模块;而如今,其领域已经囊括了软件、服务、社交网络,以后还会扩展更多。 采访之初我希望首先了解的是,在约翰看来,自由软件目前所面对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我认为对于计算机用户自由的最大风险人们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只不过所用的称呼可能不同。」 「首先一点,我们不妨称其为『无处不在的微型计算机』( tiny computers everywhere )。自由软件运动已经成功使得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服务器都可以运行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来做到一切专利操作系统可以达成的事。这些开源软件尚有一些漏洞,但最终会被弥补的。目前该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摆脱上亿美元的市场预算和法律制度的约束,让用户可以切实使用上这些自由系统。」 「然而,我们目前在微型计算机领域遇到了很大挑战。一辆汽车的体积很大,但其中的车载电脑却非常小。因此我把这种尺寸的计算机,以及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眼镜、智能手表都统称为微型计算机。这些微型计算机通常是基于自由软件的——比方说,使用 Linux 内核和其他开源软件例如安卓和 GNU。它们最主要的用途是用来运行专利应用程序并且提供函数库服务,以基于服务器的计算来取代本地计算,但是用户却无法控制。这些智能装备的作用不可小觑,其中有些已被庞大的使用人群用于日常基本的交流沟通,有些被我们整日携带、从不离身,有些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紧密相关,因此用户十分需要完全掌控这些自由系统的运行。然而现在这仍然没有实现。」 约翰认为不仅仅是微型计算机的平台和规格,其中集成的各种服务也具有不小的风险。 「我们上述提到的手机,平板等等这些设备所提供的服务是我们所面对的第二大威胁。假如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娱乐都是要基于那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接触到的服务器上,这样的自由开源系统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多益处。自由软件的意义在于可见、可修改和代码可共享,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让非技术人群用户也可以免受服务商对我们的控制。我所提到的这些好处是Facebook,Salesforce,亦或是Google Docs其中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提供给用户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为了得到某种服务而允许其本地电脑接受一些限制协议。我们使用的浏览器中,即使是Firefox,也开始自动安装数字版权管理插件来迎合像Netflix和其他一些互联网视频商巨头。 我们需要投入更多力量去开发出自由软件作为一种去集中化的多媒体传播工具,助力我们的艺术家用户去传播自己的作品。我们现在已有类Facebook软件GNU Social,pump.io, Diaspora(开源的Facebook), Movim 以及其他。类Salesforce我们有CiviCRM。类Google Docs,我们有Etherpad。在媒体方面,我们开发了GNU MediaGobilin。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项目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很多方面尚不具备与现有主流软件的竞争力。」 非常有趣,约翰今天向我们介绍了他们针对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应用所开发的替代产品。自由软件基金会有一份 「高优先级项目」的名单,旨在填补在这些应用领域的空白。遗憾的是这些项目的情况差异巨大而我们又处在社交媒体为王的一个时代,因此软件问题可能还是小事,如何得到人们的关注度才是最大的挑战。 以上问题都揭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当今计算机世界的立足之地。我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粉丝,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并且我愿意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在创造一个自由的计算技术文化这件事上,他们非常重要。但是任何组织都要去经历成长,调整,适应,尤其是那些在科技领域的。 我想要深入了解一下有什么自由软件基金会现在做的事却是一开始他们并未考虑过的。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受众比三十年前数量更庞大,范围更广阔。不仅仅只有黑客、程序员和研究人员需要了解自由软件,普通的电脑用户也需要。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是一个电脑用户。」 约翰继续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们在这方面努力的例子。 「我们正致力于公共宣传活动来提高人们对自由软件运动的关注度。在早些年间我们仅限于表达意见和采取有限的行动,但是近十年来我们把更多重点放在制定和协同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上。我们在数字版权管理领域造成了很大影响,我相信在iTunes音乐放弃数字版权这件事上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现在苹果又将数字版权带回到了Apple Music)。我们还向新用户提供了很多关于自由软件介绍的资源,比如User Liberation animated video and our Email Self-Defense Guide。 我们身体力行地支持那些尊重用户隐私和自由的硬件设备。对于那些只搭载自由软件的设备我们会授予其认证徽标。扩大自由软件的用户基础以及推进自由软件发展的进程包含两方面:首先是让人们关注,关注了才有可能主动采取行动。有了这些先决条件后,我们可以鼓励制造商和分销商去做正确的事情,让那些已经开始关注自由软件的用户可以不用花时间做调查就能买到心仪的设备。目前,我们已经认证了一个家用无线路由设备,一些3D打印机,笔记本以及USB无线适配器等。 革命才刚刚开始。 我们目前正在从自由软件目录网站(Free Software Directory)中搜集所有能找到的自由软件。我们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只有约15,500个自由软件包,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出网站的设计和功能上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我认为这一资源在帮助用户发现其所需的自由软件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潜力,特别是那些仍未使用整套GNU/Linux系统的用户。从互联网上下载一个随机的程序是伴随着风险的,因此一个像这样的自由软件精选集合是十分必要的。这恰好也为研究员提供了一笔可用的机读数据财富。 我们赞助了几个特别的自由软件计划,让他们筹措发展资金。这些计划绝大多数属于GNU范畴(我们一直以来都为此提供多种的基本架构),但我们同时也赞助了Replicant,一个完全自由的基于Android的分支系统,可能给客户提供目前为止最自由的移动设备。 我们帮助开发者正确使用软件许可协议,跟进客户对一些不适用GPL协议的公司的投诉,帮他们修复错误,合理分配协议。事实上理查德(Richard M. stallman, FSF 的领袖,人们亲切地称他为RMS)所做的正是GPL前辈们早前就在做的,而现在它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部分工作。 FSF现在做的绝大部分事情是在30年前没有做的,但它的愿景却始终不曾改变——我们致力于为用户创造一个可以随心所欲使用搭载自由软件电脑的世界。用户可以自主操控自己的电脑,而非受制于他人。」

个人崇拜

没有人怀疑FSF的价值。就像John强调的,FSF不只为自由软件的开发和许可努力,更是为了认可、证明、提倡一种科技自由文化而努力。 无与伦比的Richard M. Stallman是FSF的领头人,我们一般会叫他RMS。 RMS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对软件自由的理念、哲学和道德贡献已经上升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对他而言,这是一份需要承担的义务。 尽管互联网上不时有人嘲笑他笨拙的社交技能,演讲的内容,古怪的旅行要求,或其他的尴尬瞬间,但RMS对软件和自由的看法绝对靠谱。他一向坚持自己的观点,显然他是一个认真的思考者——不仅对自己的观点如此,对他正在引领的这项涉及范围更广的运动也是如此。我对他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偶尔有些话痨,有点画蛇添足。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鉴于他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我宁愿容忍他的啰嗦,总好过所有人听不到他的演说。好吧,那么我简而言之…… RMS是FSF的核心,但它的组织结构更值得一提。FSF有员工、董事会和众多的赞助人。我很好奇RMS在FSF中到底有多重要。John是这么告诉我的。 「RMS是FSF的主席,且不计报酬为FSF工作。他坚持每年不间断地在世界各个国家巡回演讲,倡导自由软件和电脑用户自由。同时,他还会与政府官员以及当地各项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见面,并且为FSF募集资金,召集志愿者。」 「这期间,他还会深入思考自由软件运动所面对的问题,并预测新的挑战。通常这些思考会通过文章体现出来,他于今年早些时候在WIRED杂志上连载的3篇文章就探讨了自由软件和自由硬件设计的内容——或与FSF员工就未来计划讨论所得出的新想法。」 随着我对个人崇拜探索的深入,我想要引用John的观点来阐述自由软件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我记得在参与「开放源代码智库」(Open Source Think Tank,该活动将众多开放源代码组织的主管聚集到一起)时,有一个针对所有与会者的调查报告,内容是选择推荐一个特别项目的许可协议。绝大多数新兴团队推荐了Apache软件许可协议(APL)而非GNU公共许可协议。 这一幕使我印象深刻,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许多公司似乎都选择了开放源协议。我很好奇John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人们更偏爱APL而非GPL的趋势。 「有过吗?」我不太确定。几年前,我在FOSDEM(自由开源软件程序员欧洲会议)做了一个主题为「非盈利版权是否被栽赃?」的演讲,用数据展示了一些人们接纳自由软件授权的变化。我近期还会就此发表一篇文章,不过在我看来一些主要的问题分别是:
  • 自由软件的授权的选择并非凭空存在。那些选择使用专利软件授权的人的数量也应该被考虑进来,从而我们得出人们想要的结论。我觉得更可能是那些宽松的授权许可(比如Apache的授权或3-clause BSD授权)会逐渐取代专利软件授权,而非通用公共授权(GPL)。
  • 讽刺的是,授权许可的统计人员并不公开他们用来收集数据的软件其实也是自由软件。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来审核他们使用的方法或者重现结果。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公布了他们使用的代码,那些拒绝公开代码的人毫无疑问应该被谴责。科学有它的规则。
  • 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一个有授权许可的自由软件?难道我们应该把APL许可协议下的一个只会发出一些奇怪声音的无聊应用看作和GPLv3许可协议下的GNU Emacs(GNU环境中一款主流的文本编辑器)同等重要?我们是不是应该只统计那些实际上能用的软件?我们如何确定对于存在于不同网站的同样一款应用没有重复统计?还有,对于不同操作系统的端口呢?
这有趣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但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任何结论就实际数据情况而言都为之过早。我更愿意看到一份对开发人员的调查问卷,问问他们为什么为自己的项目选择特殊的认证许可,而不是用编程方式确定程序的认证许可并且归因于数据模式上的人类意图。 非盈利版权一直都至关重要。表面上那些使用非专利授权的软件仍然属于自由软件的范畴,这是件好事,但这也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社会承诺为后盾来保证它不会成为专业软件的一部分。如果自由软件主要的长期影响是让业内生产出更有效的产品来限制我们,那么我们为计算机使用者的自主权还未取得任何成果。」

上升到新的挑战

任何一个公司能存活30年都不容易,尤其是这样一个跨领域、职业、政府和文化的拥有这般抱负的公司。 在访谈的最后,我想要了解一下在30年之后的今天,FSF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我认为FSF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因为它拥有既稳定又积极挑战极限的两种属性。」 「我们拥有一些核心文件,比如自由软件定义(Free Software Definition) ,GNU公共通用授权(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和一张我们维护的自由软件和不维护的非自由软件的清单(list we maintain of free and nonfree software licenses,这些都是我们得以创建今天这个自由软件世界的基石。人们对我们能够维护这些核心文件寄予了极大的信任,相信在我们的判断下自由软件的精髓会被正确和明智应用于新的产品和服务上。在这个角色中,我们为那些勇于攀登的人们扶稳梯子。作为一个遵守501(c)(3)条款在法律上对公共利益负有责任的慈善组织,并且85%的资金来源于个人,我们现在拥有一个正确的体系结构。」 「但是我们同样挑战极限。我们接受那些其他人认为不可能的挑战。我想这意味着我们还是梯子的建造者?或者我应该停止使用蹩脚的隐喻(笑)。」 尽管约翰可能并不擅于使用隐喻,但FSF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设定一个使命并恪守承诺努力不懈。这个使命起源于他们对自由软件应该无处不在的这种信念。 「我们不满意你拥有一个笔记本能安装使用自由软件,但只能使用部分功能。我们不满意你用平板电脑能运行一堆自由软件,却依靠专利软件来与网络通信,加速视频,处理图片,确认航班,甚至叫Über等等… 当然,我们对于这样的发展肯定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对于应该完全满足于此的建议是不同意的。任何系统上的专利软件都是对用户的不公和安全威胁。以上列举的这些几乎自由的情况是我们通往自由世界的垫脚石,当然只在我们保持前进脚步的前提下。」 在FSF初创的那几年,我们不得不自己写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现在已经有很多合作伙伴像GNU,LINUX等都在提供免费的操作系统,虽然这些操作系统还要修修补补。在FSF对一些特定领域的自由软件发展提供资助的同时,我们也很感谢还有其他组织在做相同的事情。 约翰提到了种种挑战中的关键一个,那就是如何将正确的硬件提供给正确的团队手中。 「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一直是我在一开始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挑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急需一种在不同的领域内都能完全支持自由软件的硬件平台。我们FSF内部讨论过很多次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在两件事情上取得突破——一个是增加我们对已有的项目的支持,比如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的"尊重你的自由认证"项目;另一个我们自己有可能推出一些新项目。网络服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一起解决硬件和网络两个问题,因为对于移动终端的完全掌控将很有可能改变我们和服务供应商的相关性,而且越来越分散化的服务反过来也可能重塑移动终端。」 「我希望在FSF成长并且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具有实用性、分布式的、能合法取代网络服务的硬件在成本上造价高昂而且技术十分复杂。我们将需要很多人的创意和资源。但是,30年前,一群有志青年聚集在理查德(RMS, Richard M. stallman, FSF 的领袖)周围,为了非盈利版权的概念振臂高呼,居然就写出了完整的操作系统。我过去12年一直在为FSF奋斗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一定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战胜新的挑战。」

最后的感想

在约翰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深邃见解,并且在了解了其他FSF的成员后,有一种感觉在我内心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那就是在FSF内部那种活生生的、激荡跳跃的纯粹的激情。这并不是一个已经厌倦了的或者不再相信所持理想的组织。相反,他们的激情和承诺一直是那么如饥似渴。 我也不是一直赞同FSF,有时候我感觉他们做事的方式有点一根筋,但是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继续做他们的铁杆粉丝。对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为免费软件和开源体系贡献的人来说,FSF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行业操守的最强音。FSF代表了坚定的左派世界观,但是他的热情和信念也能感染极右分子让他们左移一点点。 是的,理查德(FSF的领袖,被人称作RMS)确实有点怪异,还有一点情绪化,但他绝对是那种非常善于把科技,道德和文化揉在一起的领袖人物。我们需要理查德就像我们需要Linux的托尔瓦兹,就像我们需要Ubuntu的沙特尔沃斯,就像我们需要Linux基金会的董事Zemlin。这些不同的人把各种不同的事物融合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张藏宝图,有了这张图我们就可以得到那适合各种场景、满足各种道德规范并且可以实现我们野心的科技宝藏。 所以,在结尾的时候,我要感谢FSF,感谢他们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并且希望FSF和他们无畏的领导者们,Richard M. stallman (理查德)和John Sullivan(约翰),继续他们的伟业再来一个精彩的30年,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选自opensource,机器之心翻译出品,参与人员:王毛毛,妞妞姐姐,小雨季节,Viola,Jamesnotbond,Olive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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