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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改变这种情况还很难。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习惯了人工智能的学术顶会上中美研究数量排名前两位的形势。不论在工业还是学术上,两者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技术的发展,中美的交流也非常密切:不少大厂都会在对面设立研究院,每年都有很多人会前往美国留学,或进行学术交流。然而一份新的统计研究认为,中美这两个领域内最重量级的玩家似乎不太对付:这份研究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要知道,以最著名的 NeurIPS 为例,光是美国的论文数量就超过了接收总数量的一半。说前两名缺乏学术上的交流,属实有点反直觉了。然而这份研究的统计数据已经列好,而且还要在几天后的 NeurIPS 2022 上开一个研讨会。近年来,中国关于 AI 的研究迅速增长,就全球最负盛名的 AI 学术会议之一 NeurIPS 发表的论文总量而言,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根据统计,2020 年,来自中国机构的论文数量占 NeurIPS 所有论文的 13.6%,到 2021 年,这一比例增加到 17.5%,相对增长了 28.7%。尽管中国是 AI 强国,但中国与美国机构之间的合作比美国和西欧机构之间的合作要少。有趣的是,这些研究者还在机器学习会议上组成了不同的社交群体,比如说在交谈和用餐这些小事上,中国的研究人员经常是与欧洲和北美的研究人员分开的,彼此缺乏互动。本文中,来自爱丁堡大学以及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研究人员和美国研究人员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探索。研究中他们采用了 NeurIPS 引用数据,以此来分析美国和中国机构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机构对美国和欧洲的论文引用很少(under-cite),而美国和欧洲机构对中国的论文引用也很少。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pdf/2211.12424.pdf中国和美国研究界之间的这种隔离有多严重?作者做了以下一些研究。他们将从 AI 学术搜索引擎 SemanticScholar 上获得的 NeurIPS 论文的引用数据与从清华学术知识图谱 AMiner 的作者的机构信息结合起来,制定了一个引用图。具体来说,该研究首先从 NeurIPS 网站上收集了 NeurIPS 2012 - 2021 年的所有论文标题,之后使用 S2AG(Semantic Scholar Academic Graph) API 将论文标题映射到对应的 Semantic Scholar paper ID。对于那些不匹配的论文,该研究进行了手动搜索。每一篇论文都使用 S2AG API 来识别作者,以及参考文献中的论文作者。接着,该研究使用 AMiner 识别每个作者的机构信息,结果发现在 9460 篇 NeurIPS 论文中共有 135941 位作者,其中有 83515 名作者找到了机构(占比约 61%)。此外在 AMiner 上有还有 4038 篇没有作者的论文被从数据中删除。接下来,该研究自动标记机构,包括国家名字以及常见的城市和地区。除此以外,该研究还删除了主要的跨国公司实验室(例如谷歌、Meta、微软、腾讯、阿里巴巴或华为)。在剩下的 5422 篇论文中,该研究删除了不在特定地区(中国、美国、欧洲)或包括多个地区合作者的论文,最后只剩下 1792 篇论文用来研究。得出的结果如下根据图表显示,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中国的论文在多大程度上没有引用对方的文章。从中国对美国论文的引用量来看,虽然美国论文占了数据集的 60%(总共 1792 篇,图 1 左显示美国大约 1100 篇),但它们被中国论文引用的数量只占 34%(图 1 右)。美国对中国论文的引用差距则更显著:虽然中国论文占数据集的 34%,但它们只占美国引用数的 9%。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美国对欧洲论文的引用,对比很明显:尽管在此次实验中,NeurIPS 论文数据集中的中国论文数量是欧洲论文的 6 倍,但美国机构引用中国论文的频率低于欧洲论文。 该研究还观察到每个地区自引的频率都高于被其他地区引用的频率:中国为 21%, 美国为 41%,欧洲为 14%。美国和欧洲的研究界有着相似的引用行为,对中国论文的引用很少,而中国机构引用美国和欧洲论文的频率低于其他地区。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机构可能会侧重于不同的领域(例如 NLP 中的 ML 方法、数据效率等)。他们很少引用他们领域之外的论文。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忽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虽然统计认为任何位于美国的大学的工作都归属美国,但美国实验室可能仍与中国机构有密切联系,这可能导致作者高估了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之间的隔阂。例如,美国存在大部分或全部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实验室。同样,返回祖国的中国国际学生可以为母校和其他机构带来国际联系。我们无法衡量这些毕业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引用模式,变得关注国内论文,或是继续广泛引用美国的工作。此外,对于研究论文范围的限制也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虽然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经常在同一个学术活动上发表论文,但他们代表了两个平行的社区,相互之间的影响低于应有的程度。这种分歧可以归因于对不同主题的兴趣,因为文化氛围会影响研究重点。例如,多目标跟踪在中国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有流行的大规模基准。然而在北美,对滥用生物识别数据的批评导致研究人员回避相关任务和数据集。同样,在 FACCT 等公平性会议上,美国研究者的贡献往往较多,而中国的代表人数仍然有限。然而,即使是在中国流行的抽象主题或架构在其他地区也未必流行。PCANet 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研究实验室的图像分类架构,有 1200 次引用,主要来自中国或东亚机构。南京大学开发的 Deep Forests 获得了 600 多次引用,其中大部分是国内研究。受地区间缺乏交流限制的不仅是研究课题。近年来,北美和欧洲的 AI 社区已经开始就 AI 的伦理考虑进行对话和发表研究。根据这些思考,AI 会议系统地要求审稿人关注道德问题,并要求作者撰写道德声明或清单。然而,与中国研究人员就这些主题进行的接触仍然有限。这种脱节的一个例子是 NeurIPS 道德规范的临时草案。在最初出版时,提出者主要隶属于美国大学、美国跨国公司和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没有一位作者常驻亚洲。尽管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人工智能机构的道德声明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种缺席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在伦理声明中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但在研究实践中仍存在具体分歧。两个社区之间的分离对个体研究人员、整个机器学习社区以及可能受 AI 研究影响的社会都有真正的影响。最后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社区已经很久没有就如何克服这一障碍进行对话了。众所周知,充分的学术交流可以促进技术发展,中美在 AI 领域内论文互相引用比例少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部分学者之间的隔阂。近年来,国内 AI 社区快速发展,形成了活跃的生态,但此类的现象仍然值得我们担忧。在这其中,除了语言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可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