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发展史和城市发展史，瘟疫一直是促进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动力。
早在瘟疫频发的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就关注到绿地、沼泽与城市健康的关系。1486年瘟疫导致米兰一半人口死亡，达芬奇就此设计了理想城市的图纸和模型，针对中世纪拥挤曲折和堆叠的城市，提出了紧凑向上的结构、液压设备实现的人工运河、宽敞通风的道路、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匹配等，与后来柯布等的现代城市思想非常相似。
2月10日，上海新天地一家啤酒屋门前，商家的吉祥物被戴上了口罩。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如果说，现代城市依靠公共卫生设施和制度，以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消灭了鼠疫、霍乱等，那么，当下的传染病爆发——从SARS、H1N1、H7N9、EBOLA到MERS和现在的新冠肺炎，其传播过程与人口大规模聚集和全球化高速流动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特别的大城市病。
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终止城市的集聚和效率的提升，只能通过城市治理能力升级来应对。
所幸，相比17年前的SARS，本次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因为信息技术发展，有了大量应对各种城市治理问题的工具。
前言 一次压力测试
笔者认为，城市的本质是，“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集中供给，在空间、环境、能源等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生产效率和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的复杂功能网络平台”，而智慧城市则是，通过数据和计算，更高效地连接资源供需双方，使资源供需更精准地匹配，使有限的存量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率。
在此意义上思考，我们可以把应对疫情理解为，面对城市资源调度的一种极端特殊场景的压力测试。
疫情应对的各环节，很大程度上可抽象为信息的采集-计算-决策过程。当下，各种医学信息、物资信息、政策指令信息、舆情信息全部高速流动。无论是网络整体复杂度、在线交流密度、线上交易密度，还是线下聚集密度与流动强度，都远超17年之前。因此，在静态空间策略之外，现代城市治理更应关注，在高频、高精度的时空场景下，新的时空治理方法论和技术体系——这甚至意味着城市规划和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
很遗憾的是，至少本次疫情蔓延的前期，在资源调度方面，中国的大多数“智慧城市”，未见出色表现。
这实际体现出，我们的“智慧城市”，仍处于“数字城市”建设的早期。之前完成的，只是部分行业信息化，以及建立静态数据汇聚机制的工作。甚至，看似是线上能力建设，但更多还是关注静态的空间和设施——跟以往的盖楼修路并无本质区别。
而与疫情相关的各类综合动态场景，涉及的绝大多数资源都带有时空属性。因其综合程度高，复杂性又远超日常的交通、安防等场景，可以说，这次疫情应对，是对城市治理水平的最大考验，其过程也为下一阶段的智慧城市建设指出了短板和努力方向。
“时空信息”并非新概念。以往，我们往往将其等同于基本静态的空间数据或GIS。而物联网、5G技术兴起后，万物互联并实时在线，越来越多的高时空精度和高时间频度应用需求爆发，使时空信息处理计算能力逐渐成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技术内核，并融合GIS、BIM、IoT、AI等能力，形成新的城市信息模型CIM概念。
以下，本文尝试从时空信息思维的角度，解析本次疫情各种场景中体现的智慧城市技术发展水平和问题。
2月10日，上海写字楼的安保人员，准备给进电梯的人量体温。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