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号深夜发布的封城令，构成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疫情认知的分水岭，最终导致留在市内的武汉人，和出行在外的武汉人的不同境遇。

隔离区里面的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增病例是否出现递减，不是每个人的心理都驻守着一条马其顿防线。

隔离区外面，在经历了一场集体的驱逐与口诛笔伐后，武汉人都在渴望回家。

在这一次百年难遇的黑天鹅事件中，追逐产业升级、工业4.0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发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需要共赢，公共卫生体系也是硬道理。

撰文 | 微胖（武汉）

编辑 | 四月

今天已经是封城进入第六天。我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接连几天小雨，天气终于放晴。一千户的小区，楼下仍然空无一人。开窗半小时通气，空气新鲜，真想下去跑两圈，不过，也只是想想。

尽管距离汉口很远，也没有确认案例，但是随着疫情扩散，为了控制人员流动，小区已经封闭了一些出口，并谢绝外来人员到访。一些小区已经开始对出入人口做体温检测。

超市就在小区隔壁，除了缩短了营业时间，有专人测量体温，没有什么变化。超市入口门前，依旧摆放着一桌口罩，抢手的N95似乎又到货了，廉价的基本款也有保障。

超市入口前的口罩专区

（和我当初购买时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应该是又到了一批新货）

超市里的购物行为特点非常鲜明：虽然人很少，但几乎全部集中在了蔬菜水果区，二楼生活百货区空无一人——封城几天，足不出户，大伙儿最初囤积的粮食也快消耗光了。

大家都集中在了一楼的蔬菜水果区

空无一人的二楼生活百货区

放在醒目位置的消毒液

不过，和外界传言不同，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消毒品价格，并没有所谓的哄抬和飞涨。

冰糖橘一斤4.99元，红富士一斤5.99元，山东西红柿一斤5.99，在重庆爱心菜专区，萝卜、大白菜、青椒等蔬菜一律2块钱一斤。消毒液被放在非常醒目的位置，3.6元一瓶。

结账时，三台刷脸支付机器黑屏，孤零零地站着，面对戴着口罩的人脸，显得笨拙无力。所有顾客都集中在了人工通道。

1 不欢而散的即兴歌会

就像飓风过境，地表虽然已经恢复平静，但人们心头紧绷过久的弦已经不堪一击。

第一次业主公开言语冲突，发生在封城后的第四天。

因为太过憋闷，有人主张大伙儿晚上8点各自在阳台上大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此举得到了一些业主的积极响应。我接了一个蓝牙音箱放在阳台上，放出音乐，让邻居可以听见，然后开着阳台门，坐在餐厅唱。

「还嫌武汉不够丢人吗？」

突然有业主开始激烈抗议，飞沫会在楼上楼下飞散，隔壁楼之间也有被感染风险，因为飞沫会被风吹过来，此时谁来一个深呼吸，就非常危险了。

有人反驳，阳台之间的距离一般不会导致人传人，唱歌反而有助于舒缓心理压力。

在谣言与信息齐飞，很难分辨这种行为到是否可行的背景下，一场歌会就此不欢而散，大家又各自紧逼门窗。

女人重复着一日三餐，男人总觉得没什么胃口，老人没事找事儿做，偶尔痛斥那些吃野味的人，平时不被允许看电视的孩子，破例看了许多动画片。

邻居和朋友当中不少人已经害怕到连门都不敢迈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去附近超市买菜都需要极大勇气。听人说，在医院，一些「不怕死」的护工，日工资已经涨到了500元。

光谷核心主干道之一，以往堵塞闻名，此时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的某小区

和木心笔下“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社会不同，武汉是一个以高效通行全国为傲的城市，这也是他的竞争优势之一。两天七道政府令，不断缩小着市民的行动自由，史无前例，其带来的心理冲击，也需要慢慢去调适。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增病例是否出现递减，不是每个人的心理都驻守着一条马其顿防线。

2 无处安放的「武汉人」

然而，隔离区以外的事态发展越来越像是一场集体的疯狂。

大年初一，“武汉一家三口回山东老家过年被举报”的新闻被顶上热搜，并引致无数网民针对武汉人的口诛笔伐。

可公告明明显示他们14号就从武汉出发了，并不是疫情发生之后的「逃逸」。

武汉一家三口回山东过年被举报，警方通报

很多人可能连公告内容都来不及看就加入了泄愤大军，连思考都觉得是在花费时间。

那么，14号的武汉是什么样的呢？

14号，我从北京回到武汉。无论是北京西客站还是武汉高铁，没有任何异常和管控迹象；

14号，越来越多的公司忙着聚餐、年会和年终总结，没有任何官方信息建议取消这类活动；

14号，武汉幼儿园和学校已经相继放假，有的还举办了新年同乐会，大人小孩聚集一堂。身边一些同事、邻居和朋友也开始踏上春节假期之旅，比如出国、去南方或者回老家。媒体关键词也是如何抢到火车票，而不是“不明肺炎”。

专家也在采访中曾表示，疫情可控，武汉市民可安心过年。这样的背景下，你能对普通的一家三口提多高的要求？对十几号就出行的武汉人，提多高的要求？

2020年1月23日的新闻搜索结果

回想起来，23号深夜发布的封城令，构成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疫情认知的分水岭，最终导致留在市内的武汉人，和出行在外的武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虽然都说不上好。

对于留守市内的人来说，大年三十（24号）那一晚，微信成了大家唯一交流的地方。医疗物质告急、病患无法及时就诊、ICU病床人满为患的消息，夹杂着各种“内情”、“真相”谣言，泥沙俱下。

暴露在这些信息面前的人，感觉一切似乎正在失控，非常糟糕，我甚至不记得家里有谁在看春晚时，笑出声过。

不过，封城，对不在武汉的人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压力。

大年初一，马芸慧在群里发的第一条微信就是自己被表妹举报了。“肯定是她，除了她，别人哪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从武汉回老家，就一直没出过门，自动隔离了！”

不一会儿，正在江苏镇江老家过年的王丹萍在群里发了一个Excel表格截图，上面记录着从武汉到连云港的人员名单，包括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甚至具体住址。

淡淡说了句，我们这些从武汉回来的，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暴露隐私的表格

在江西老家的孟军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填写的私人信息被转发了好几个大群，甚至有人加他的微信，问他是不是确诊新型肺炎了。

有的亲戚甚至造谣新型肺炎潜伏期三个月以上，动员所有亲戚三个月不要和他们接触。

“要不是和村支书关系好，估计早被村民赶回武汉了。”孟军感觉这次回家过年被伤透了心。

正在河南农村的邻居安慰孟军，河南这边连路都挖断了，车都不敢放家门口，“我们隔壁村把武汉回家人员的私人信息全部公式出来，贴在门口了，电话和住址都有”。“我在太湖，村里把我当外人，哪怕是发小。”另一个邻居补充道。

在三亚、珠海、广州这些城市甚至国外，又集结着另一批尴尬境地的武汉人。

封城消息一出，王亚丽所在的三亚酒店开始驱赶武汉人，“我们十六号就出来了，现在三亚留不住，但又回不去武汉。”王亚丽都快哭了。

有人建议王亚丽一口气开回武汉，她就是和老公换着开回家的。但是，王亚丽一家人只有老公会开车，不能冒险这个险，“吃碗面都会有人不卖给你，也担心沿路不被善待。”王亚丽直言寒心。

“警察建议我们不要说武汉话。”张晓龙安慰王亚丽。有人干脆支招，购买到河南郑州的票，在武汉经停时赶紧下车。事实上，王亚丽并不是没有朋友愿意暂时接纳他，比如海口。但她知道不能在这个时候害别人。

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微信群上演，武汉人正努力在基本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找平衡，也因此更加真切地体验到自由本质——以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为前提。

然而，很多人甚至将不顾及同胞基本隐私和权利的做法称为“硬核”，并为之点赞，反而暴露出自己不再承担责任、不愿接受约束的非理性一面。

就像《乌合之众》描述的，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3 财政支出去向？集中造芯还是预防黑天鹅

停留在生活层面讲述，并不是这篇文章的宗旨。行文至此，不妨问一个更加抽象的问题：为什么GDP提高了，人工智能时代了，武汉的公共卫生的状况还这么窘迫？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坦诚，“特别是医疗资源，武汉市也是全国特别重要的医学中心，在这方面能力好于很多城市，但是面对一下突如其来的这么大的传染病的资源的需求，就捉襟见肘了，所以各方面的矛盾就充分暴露了。”

彭博社记者曾统计过最近几年武汉的财政支出去向，发现很多资金投入了科研等热门领域，相比之下，公共卫生支出几乎停滞不前。

武汉投入科研领域的财政支出逐年攀升，公共卫生支出却原地踏步

回想2019年，武汉几次上热搜都与产业转型升级有关。比如，在距离武汉承办的世界军运会开幕只剩下二十多天，全球第一批商用牌照在武汉出炉；国内首条5G生产线最先出现在武汉。

这个曾以钢铁与汽车为引擎的城市，核心产业衰落让经济转型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基于既有产业链底子，自动驾驶和新能源汽车成为一个方向。除此之外，高端制造比如芯片、机器人等也成为武汉转型“智造”的重要领域。

当然，还有积极打造的互联网巨头第二总部形象。

经济放缓，地方政府资金也紧张，加上军运会，在扶持「芯-屏-端-网」产业集群与公共卫生投资之间，如何选择？

前者奔向的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后者却可以将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破坏性降到最低。尽管没有人公开说过，公共卫生不重要，不过，从这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看，后者不是关心重点。

也许，这不是武汉独有的现象。

最近几年，几乎每个城市都喊着工业4.0的口号，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有多少呢？至少在不少人看来，经济增长、发展才是硬道理。

另一方面，由于卫生事业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而不是中央财政。这种格局就决定了各省人均卫生事业费的高低取决于其财政实力。

比如，2018年武汉GDP大概位居全国第九，但从财政预算上来看，武汉距离第一的上海不是一星半点：上海当年的财政预算6600多亿，武汉仅为1400多亿。

久而久之，卫生事业费的差距转化为卫生设施的差距，包括医生病患比（谢谢前来支援武汉的白衣天使们！）、床位数（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在建，分别新增1000和1300张床位）。

至于武汉周边地区，检验和医疗设备同样存在巨大缺口，几乎是意料之中。这几天，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王绍光写于2003年非典过后的一篇文章被广泛传阅。

里面有过这样的分析：

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悄然从农村移向城市、从"重预防"移向"重医疗"，从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的地方，其医疗基础可想而知（根据当时的数据）。

4 不在线的数据意识

这几天消息群，可谓泥沙俱下。

从“高空喷洒消毒粉”、“猫狗传染”、“一线医生没吃的”、到“火神山医院选址出现问题”，各种微信截图满天飞。

真正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是某位邻居转发到群里的一张统计表格，上面赫然记录着附近小区确诊、疑似病例人数，触目惊心，有的小区距离我们仅有一站路。

不过，让人感到荒唐的是，当问她表格来源是否可靠时，她便支支吾吾地语塞了。

如果政府能够以最直观、最高效的方式及时刷新各区数据，这些虚假消息就不会轻易造成人群恐慌。但是，当我再度打开武汉卫健委的网站时，页面内容设计和我在2019年12月底登录时一样。

作为疫情中心，新型肺炎连一个头版C位都没有，不知道点击哪里才能看到新增新型肺炎案例情况。

数据质量方面，从公告发布时间上看，数据并不是每日更新，数据也不完整，也无说明，这些直接影响了数据本身的权威和可靠。

即使公布出的数据，也因为缺乏表格这样的直观方式，还需要人工提取后，结合之前的通报数字，才能搞清楚整体趋势如何。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文章的指引下，我打开了香港卫生署的网站。

迎面而来就是一张关于此次肺炎的Flash，即使点击关闭，在首页的最醒目位置，可以直接找到相关专题信息。点击进去，除了确诊患者到过的大厦名单、还有香港本地案例最新进展情况，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表格上，每一位疑似病人的确诊日期、性别、年龄、医院名称、患者状况。表格结构清晰，便于公众解读和分析利用。发布的累计数据，也免去了公众“爬楼”之苦。

至于国内内容窗口平台，民众对于丁香园、百度等疫情数据更新与搜集工作，赞不绝口。

打开丁香园网站。网页C位正是这次新型肺炎疫情，而且根据用户不同需求，设置了疫情地图、实时播报甚至辟谣的栏目。

在数据工作方面，不仅绘制了非常直观的疫情全国地图，还有疫情趋势图。这些和政府相关部门在权威渠道上发布的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

进入大数据时代，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面对疫情，特别是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更需要权威的、完整的、一手的、准确的、及时的数据。与其利用法律这些回溯性、高成本、低效能的手段打击谣言传播，不如首先从数据上做好文章。

目前，一场惊天黑天鹅事件已经花费国家财政112亿多，这还不包括后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虽然我们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大家何时可以真面目相迎，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个人，这一次要反思的地方还有很多。

（本文第二章节所涉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