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编译

女性编码秘史

上世纪40年代,IBM办公室里的女程序员们

当女性不在历史叙事中出现,你便缺少了伟大的榜样。

——瓦尔特·艾森《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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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Allen Wilkes(玛丽·艾伦·威尔克斯)和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LINC

20世纪50年代的马里兰州,女孩威尔克斯的愿望是长大后成为一名诉讼律师。

"威尔克斯,你应该当计算机程序员呀!"

中学老师的一席话让她有些不明就里。她连程序员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没见过计算机。当然,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也都没听过计算机。尽管在这之前的十年里,首批巨型计算机已经开始在大学和政府的实验室里运转。

这确实是威尔克斯关于“程序员”的第一份记忆。

1959年,当威尔克斯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她的律师梦看起来似乎要化为泡影了。导师们都劝她不要申请法学院。"不要浪费时间了,你申请了也未必能考上,考上还不一定能毕业,毕业了也难找工作。"

现实或许更窘迫,就算威尔克斯找到法律相关的工作,也不是理想中在法庭上的妙语激辩,更有可能是去到法律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或者做法律秘书,又或是处理信托和遗产继承的中介。

很快,威尔克斯便认清了现实。在大学里,当她听到"计算机应该是未来"的激昂口号,她想起了初中老师的话。听说麻省理工学院在招程序员。毕业那天,她就跟着父母去到招聘办公室。

"你们这有程序员的工作吗?"她问道……然后,她就被录用了。

是的,听上去有些不可置信,MIT竟然录用了一名小白当程序员。但事实上,除了威尔克斯,当时也几乎没有任何人具备编程经验,计算机学科甚至都还不存在。就算是斯坦福大学,也是直到1965年才开设计算机科学系。

那些需要程序员的机构,只不过用几道测试题来评估申请人,主要是考查逻辑思维能力。威尔克斯恰好有一些储备。她主修哲学专业,研究过符号逻辑,能够通过类似于编码的方式,将语句用and/or串在一起,从而产生论点和推论。

很快,威尔克斯就成了编程高手。她首先在IBM 704上工作,这要求她用一种深奥的“汇编语言”来写代码。比如“LXAA,K”,就是将记在内存位置A上的数字加载到“索引寄存器”K上。

因为IBM 704既没有键盘,也没有屏幕,所以要把程序加载到计算机上特别费劲。威尔克斯不得不在纸上写下程序,交给打字员,然后打字员把每个命令翻译成打孔卡上的孔。然后卡片被传给接线员,接线员把一堆这样的卡片塞进一个读卡器。计算机执行程序,并在打印机上打印出结果。

当威尔克斯的代码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她检查bug的方式就只能靠想象,在脑海中推演一遍代码,想象机器将如何执行它。然后根据反馈结果改写程序。当时大多数计算机的容量非常有限; IBM 704只能在其内存中处理大约4,000个“单词”的代码。

一个优秀的程序员简洁而优雅,从不浪费一句话。他们是比特诗人。

“这就像一道庞大而复杂的逻辑谜题,”威尔克斯说。“对于一个错误,我还有有一个非常挑剔而又精确的头脑。我能够注意到墙上摆歪的照片。“

什么样的人才拥有这种特质呢?

答案是女性。毋庸置疑,在计算机科学史前,女性扮演着奠基人的角色。二战期间,在英国,女性使用计算机破译密码。到1960年,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程序员是女性。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政府归类为“职业程序员”的大多数人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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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威尔克斯被分配到一个著名的新项目,那就是LINC的创建。作为世界上第一台交互式个人电脑,LINC可以安装进办公室或实验室中。它甚至有自己的键盘和屏幕,因此可以更快地进行编程,而无需使用笨拙的打孔卡或打印件。设计师们知道他们可以制作硬件,但是他们需要威尔克斯帮助编写软件,让用户实时控制计算机。

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计算机ENIAC和当时的计算机操作员们

在之后的两年半里,威尔克斯和团队在流程图上埋头苦干,思考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如何让人们与之交流。“我们疯狂地工作,吃各种糟糕的食物。”威尔克斯说道。

能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林肯实验室里,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礼让感,这种礼让感仅仅存在于智力相当的同龄人中。但在更广泛的职场里,性别歧视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男女获得报酬和晋升的方式上的差异,“我们是一群书呆子,”威尔克斯冷冷地说,“我们是一群极客。我们穿得像个怪人,我能够被我小组的人接纳。“

当他们做出一个直线加速器工作原型,为一名生物学家解决了一个棘手的数据问题时,威尔克斯也会兴奋得像个小孩,绕着机器转圈。

1964年末,威尔克斯环球旅行回来,她被要求完成LINC操作系统的编写工作。但实验室已搬迁到圣路易斯,她不想搬到那里。所以,LINC被运到她在巴尔的摩的父母家中。在楼梯脚附近的前厅大厅里,一个装满电路的冰箱大小的盒子里面挂着一盒高高的磁带,这就像早期科幻电影的场景。

威尔克斯的父亲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他很激动。他吹嘘着,我敢打赌你的客厅里肯定没有这玩意儿。不久,世界各地的LINC用户就用上了威尔克斯的代码,医生用它进行医学分析,甚至创建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让患者了解他们的症状。

即使威尔克斯已经认同自己是一名程序员的身份,但她仍然渴望成为律师。她说:“我已经查不到到了‘要为自己而活’的时候。” 

计算机在智力上是刺激性的,但在社会上是孤立的。1972年,她申请并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威尔克斯做了四十年的律师,心满意足。

如今,威尔克斯已经退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顶着81岁的白发,她仍然拥有精确的举止和灿烂的微笑。在60年代的照片里,她在LINC旁边侧过身,咧着嘴笑。

她告诉我,她偶尔会和年轻学生一起学习计算机科学。但让她诧异的是,与威尔克斯时代相比,这些人种女性人数锐减,而且认可度大不如从前。1960年,她开始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女性在计算机和数学专业中的比例是27%。1990年达到35%,达到历史最高峰。在这此后,占比不断下降下降,到2013年,女性比例降至26%。

当威尔克斯与今天的年轻程序员交谈时,反而是年轻人感到困惑,女性竟是该领域先驱,最耸人听闻的创新者,而这曾经是美国企业界的共识?"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威尔克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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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能够称之为程序员的人就是女人,Lady Ada Lovelace。作为1833年英格兰的一位年轻数学家,她遇到了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他正在努力设计他所谓的分析引擎。引擎将由金属齿轮制成,能够执行if / then命令并将信息存储在内存中。

这个大家伙竟然可以修改自己的指令,还有内存?它绝不应该是一台死记硬背的计算器。为了证明这一点,Lovelace写下了历史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它是一种算法,分析引擎可以用它来计算伯努利数字序列。她直言不讳她的成就:“我的大脑不仅仅是凡人。我写下过程序。”

但遗憾的是,巴贝奇一直也没有实现他的引擎梦。所以,直到Lovelace36岁死于癌症时,也没能让她的代码跑起来。

Ada Lovelace,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来源:SSPL / Getty Images

当数字计算机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现实时,女性再次成为为机器编写软件的先驱。当时,计算行业的人们认为编写代码是次要的,不那么有趣的任务。真正的荣耀在于制造硬件。软件?呵呵,研究科学和技术史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妮弗·S·莱特说:“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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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40年代,由军方资助,美国开发出第一台可编程数字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和计算机Eniac。那是一个巨大的、重达30多吨,由17,468个真空管组成的庞然大物。如果谁能让这台怪兽运行起来,必然是十分风光霸气了。而相比之下,编程似乎是卑微的,程序员就像是秘书色。

在Eniac刚推出的几年里,许多企业都从IBM等公司那里购买了巨大的电子制表机,这对于计算工资非常有用。这些机器的打卡机操作员的工作,通常由女性来担任。当需要聘请技术人员为Eniac编写代码时,组成了由女性们构成的团队:詹宁斯(Jean Jennings),斯奈德(Betty Snyder),韦斯科夫(Marlyn Wescoff),比拉斯(Frances Bilas)和李希特曼(Ruth Lichterman)。

男人们负责思考让Eniac做什么,而"编程"执行代码的活则由女人来担当。

“我们几乎可以通过单个真空管来诊断故障。”詹宁斯后来对《IEEE计算机历史年鉴》的一位采访者说道。詹宁斯是密苏里州一个有104人的社区附近低收入家庭的假小伙子,长大后在大学里研修数学专业。“由于我们既知道应用程序又知道机器,所以我们学会了调适故障,可不比工程师干得差。”

Eniac的女性团队是第一批发现软件无法正常工作的程序员,程序员的主要工作就包括找到并修复错误(Debug)。她们的创造了有关软件的核心概念。斯奈德意识到调试一个不能正确运行的程序,如果有一个"断点"就会有很大帮助,可以让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暂停,然后观察运行的中间结果。

直到现代,编码调适中断点也是程序调适的重要手段。

1946年,Eniac的缔造者希望将计算机展示给一批军方背景的要员。他要求詹宁斯和斯奈德编写一个计算导弹弹道轨迹的程序。为此,她俩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工作计划,经历了数周的艰苦努力。程序已接近尾声,但她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小故障,程序本应该在导弹着陆时停止,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停不下来。

演示前一天晚上,斯奈德一拍脑门,灵机一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她第二天早早去上班,打开Eniac的一个开关,便消除了故障。"在她睡着的时候,贝蒂可以做更多的逻辑推理,而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在清醒时候做",詹宁斯回忆道。尽管这样,这些女性的工作也未得到任何的好评。在第一次Eniac的官方演示活动中,男性项目经理丝毫没有提及这个女性团队,更不用说介绍女性成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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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随着编程工作从军队扩展到私营企业,被广泛使用,女性程序员们形成一支先锋队,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创新。比如,格蕾斯·哈珀(Grace Hopper)就是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创建“编译器”的程序员,它能让用户创建更接近常规书面文字的编程语言,可以编写类似英语句子的代码,然后翻译成由0和1组成的计算机语言。

哈珀还为非技术商人开发了"Flowmatic"语言。后来,她建议创建Cobol语言的团队,该语言被各大公司广泛使用。

除了发明编译器,哈珀还有一段与臭虫亲密接触的故事被人津津乐道。1947年赫伯工作的一个系统出现了故障,进过排查发现是一个臭虫导致电路短路导致的。后来,这个臭虫被哈珀一巴掌拍死在工作日志本上,足以见识当时女程序员的果敢。

团队中的另一位程序员萨米特(Jean E.Sammet),她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编程语言的发展。艾伦(Fran Allen),则非常擅长优化Fortran,一种用于执行科学计算的流行语言,她因此进入IBM,成为内部第一位女性研究员。

在斯德哥尔摩IBM办公室里的女性程序员06

在50-60年代,当业界开始依赖软件来处理工资单和处理数据时,编程工作机会激增,男性雇员几乎任何优势。正如威尔克斯所发现的,雇主仅仅是寻找符合逻辑、擅长数学和一丝不苟的候选人。在这方面,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有利。一些高管认为,女性在针织和编织等艰苦活动中的传统专长恰恰体现了这种特质。1968年出版的《你的计算机生涯》甚至指出,喜欢“用食谱做饭”的人是优秀的程序员。

程序员工作的申请人通常会接受一项测试,通常涉及到模式识别,如果他们通过测试并接受工作培训,就会被雇佣,这一过程使该领域对新人敞开怀抱。对电脑一无所知?1965年,一则英国广告承诺说:“我们会教你,还会同时付钱给你。1957年,在IBM的一次招聘活动中,名为《窈窕淑女》的宣传册上特别鼓励女性申请程序员岗位。

正是由于对编程人才的渴望,一位名叫阿琳格温多琳李(Arlene Gwendolyn Lee)的年轻黑人女性都顺利成为加拿大早期的女性程序员之一,尽管在当时受到不少公开歧视。李是一名混血儿,没有人愿意租房给她,所以她需要钱来买房。据她的儿子在博客的描述,上世纪60年代初,李在多伦多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家公司正在招聘数据处理和系统分析员。

李说服了清一色白人高管们让她参加编程能力测试。当她的准确率达到小数点后四位时,她的白人老板们再也没有任何疑问。“电脑并不会在乎我是女人还是黑人。”她后来对儿子说道。“测试对我来说很容易,但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很难。”

Elsie Shutt在大学暑假期间学习编程,同时在马里兰州陆军设施Aberdeen Proving Ground为军队工作。1953年,她从研究生院抽出时间,被聘请为雷神公司编写代码,其中程序员的工作人员“大约5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她告诉珍妮特阿巴特,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历史学家和2012年的作者书“重新编码性别。”“我真的很惊讶这些人都是程序员,因为我认为这是女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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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暑假期期间,西舒特(Elsie Shutt)在马里兰州陆军基地阿伯丁试验场为军队工作,这段经历让她学会了编程。1953年,她毕业时被雷神公司聘请来编写代码,当时程序员的工作人员大约5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她告诉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历史学家,《Recoding Gender》的作者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我真的很惊讶这些人都是程序员,因为我认为这是女性的工作!"

当西舒特在1957年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州法律要求她离开她的工作岗位。上世纪50-60年代,企业十分欢迎全职的女性程序员,但却不愿意为她们提供兼职选择,即使是最优秀的程序员也一样。因此,西舒特创立了Computations,这是一家为企业提供编程咨询的公司。

她聘请了全职母亲担任兼职员工,如果他们还不知道如何编程,她就先训练她们。这些兼职妈妈可以在白天照顾孩子,晚上来编程。"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使命感,"西舒特对阿巴特说道,"为那些才华横溢、缺少机会的女性提供工作。”《商业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将Computations的员工称作为“孕妈妈程序员”,配图是一位兼职女程序员家中的照片,母亲在书房努力写着代码,婴儿在走廊的摇篮里酣睡。

到1967年,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程序员,《国际大都会》杂志为此发表了一篇名为“计算机女孩”的文章,同时还刊登了许多女性在计算机上工作的照片。该报道指出,该领域的女性每年可以赚2万美元(差不多是现在的15万美元)。这种机会太罕见了,妇女可以在职场中茁壮成长。而在当时,更普遍的情况是,几乎每一个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领域都接纳很少的女性。甚至是拥有数学学位的女性选择也十分有限,教高中数学,或是在保险公司做些死记硬背的计算。

“那时的女性基本上都投奔到程序员行业了。‘好吧,如果我不做编程,我还能做什么?’”珍妮特·阿巴特说道,“对于女性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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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女性是什么开始被迫退出计算机科学的舞台呢?

当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开始开始出现在公众视线中,计算机领域男性主导的时代逼近。

在这十年之前的研究显示,对编程职业感兴趣的男女人数几乎一半一半。而女性选择计算机科学课程的人数在70年代末稳步上升,十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多。到1983学年,所有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中有37.1%是女性。

但情况在1984年发生了逆转。从这一年开始女性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比例下降了;到2010年左右,几乎腰砍。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只有17.6%是女性。

这种急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们学会编程的方式和时间发生了变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个人电脑的出现,重塑了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学生群体。在那之前,几乎每一个上大学的学生都从未接触过电脑,甚至在教室里也没有接触过电脑。计算机是稀有而昂贵的设备,大部分只能在研究实验室或公司环境中使用。换言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处于平等的基础上,而且对编程还很陌生。

但是在这之后,第一代个人计算机Commodore 64和TRS-80开始进入到个人家庭,青少年当中很快流行开来,他们慢慢接触到编程的相关知识。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大学新生在他们开始第一堂电脑课时早已对计算机了如指掌了,他们对于二进制科学将可能带来的改变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正如两位学者在调查女性入学率如此低的原因时发现的那样,事实证明,这些学生大多是男性。

参与调查的一位研究员是艾伦·费希尔(AllanFisher),他同时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副院长。该校于1988年开设了计算机科学本科课程,经过数年的发展,费舍尔注意到该专业的女性比例一直低于10%。1994年,他聘请了社会科学家简·马戈利斯(Jane Margolis)来分析原因,马戈利斯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与信息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从1995年到1999年,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马戈利斯和她的同事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科学系采访和跟踪了大约100名大学生,包括男性和女性。

在2002年出版的《解锁俱乐部:计算机科学中的女性》 (Unlocking the Clubhouse: Women in Computing),马戈利斯和费希尔公开了调查研究的结果。

马尔戈利斯发现,来到卡内基梅隆的一年级学生,并且有着丰富计算机经验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比女孩更容易接触电脑。例如,在计算机被父母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的可能性中,男孩是女孩的两倍多。如果父母为家里购置了一台电脑,他们通常会把它放在儿子的房间里,而不是女儿的房间里。男孩也倾向于在父亲那里扮演“实习生”的角色,通过基本的语言手册与父亲一起工作,得到父亲们的鼓励。女孩儿却不是这样。

男孩们会因为玩积木和电子设备而欢呼,女孩们则被引导到娃娃和玩具的房间,历史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在学校里,女孩本能地认为,电脑是为男孩准备的。那些组成电脑俱乐部的极客男孩,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逃避赛马文化的折磨,但是他们常常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做出同样的排外行为,比如冷落女孩。

其他许多学校也有类似的状况。帕特丽夏·奥德·伊兹(Patricia Ord_ez)1985年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级时她申请了个人计算机入门课。她在高中时是一个数学天才,但在编程方面经验不足。当她在大学课堂上举手提问时,班里的其他男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教授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成功。”后来,伊兹很快就换了门专业。

一个学生坚持或放弃这门学科的决定似乎与编程天赋无关,马戈利斯了解到,许多辍学的女性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事实上,一些离开的人曾经是一流的学生。换句话说,这个学位的课程是一种平衡力。作为青少年的业余爱好,学习基础知识可能会带来很多有趣和有用的技能,但是大学的学习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到学位结束时,每个人最终都会以大致相同的编程水平毕业。

当计算机科学发展至90年代中期,编程文化大量普及。大多数新生都是男性,女性的数量从未恢复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水平,而那些少数出现的女性往往是孤立的。在一个有20个学生的房间里,可能有5个甚至更少的学生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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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界正在发生转变,所谓“文化契合”的出现改变了招聘过程中的评判的重点。管理者开始挑选程序员,不是基于他们的能力,而是基于他们是否适合一种性格类型:尖酸、孤傲的男性书呆子。

除了测试逻辑思维之外,就像威尔克斯那个时代一样,公司开始使用个性测试来专门为这些刻薄的孤独品质选择。

对于极端个性的追捧使女人望而却步。经理们可能会耸耸肩,接受一个蓬头垢面、粗暴无礼的男人,但他们不会容忍一个同样行为的女人。编码越来越需要进行深夜,但是经理们声称让女性工作到凌晨太不安全了,所以他们禁止她们和男性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旧制的软件和硬件行业地位发生了逆转。

软件正在成为美国公司中一个重要的、利润丰厚的行业。雇主们越来越多地雇佣程序员,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提升到编程中的关键管理角色。很少有公司愿意让一个女人来管理男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家玛丽·希克斯(Marie Hicks)说:“他们想要的是与管理层更为协调的人。”“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技术技能并不等同于成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文化适应”的追求已经全面展开,尤其是在初创企业中,初创企业所涉及的人数相对较少,通常只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的环境中。创始人希望雇佣与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相似的人。

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前负责人苏·加德纳(Sue Gardner)认为,“这就是所有的松散的文化”,他是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站的非盈利组织的负责人。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加德纳决定研究为什么这么少的女性被雇佣为程序员。2014年,她对该领域的1400多名女性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得分更高的静坐式访谈。她很清楚,90年代男性占领该行业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生自灭的循环。因为几乎每个负责人都是白人或亚洲人,这就是雇佣的榜样;只有当管理者像他们一样走路和说话时,才能认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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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Hurl burt和他的朋友Rich Geld reich成立了一家名为二项式的初创公司,在那里他们创建了软件,帮助压缩图形重软件中“纹理”的大小。她认为,自雇意味着不必与贬低老板打交道。但当她和盖德瑞奇去销售他们的产品时,一些客户认为她只是市场营销人员。“我不知道当你只有一个程序员的时候,你是如何使这个产品脱离现实的!“她回忆起一位客户告诉盖尔德里奇。

2014年,一位技术企业家和前学者KieranSnyder对248名技术工程师的公司绩效评估进行了非正式分析,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负面反馈的评估;男性更容易接受只有建设性反馈的评估,而没有负面反馈。

在这种性别歧视的氛围下潜伏着社会生物学的幻象。

正如这一思路所表明的那样,女性比男性更不适合程序,因为生物学更好地赋予男性在编程方面擅长的必要素质。许多从事软件工作的女性一直面临着这种推理。Cate Huston,2011年至2014年在谷歌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当他们思考为什么公司的程序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低时,从那里的同事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回忆说,同行们认为谷歌只雇佣了最优秀的员工,如果不雇佣女性,那是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内在逻辑和勇气。

程序员的构成反映了一种纯粹的精英主义,这种假设在许多硅谷男人中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社会生物学提供了一种解释事物的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认为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怀疑它真的存在的人。

但是,如果生物学是如此少的女性从事编码工作的原因,那么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女性在美国编程的早期如此突出。这项工作,可能比现在的编程要困难得多。这是一个未知的新领域,你必须用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格式进行数学运算,而且没有有用的互联网论坛,也没有谷歌可以查询,以获得关于你的bug的帮助。只是你的大脑在一个罐子里,解决地狱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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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物学限制了女性的编程能力,那么在其他国家,编程中男女的比例应该是相似的。在印度,学习计算机科学和相关领域的学生中,大约40%是女性。尽管在印度成为一名女性程序员的障碍更大;印度的性别角色非常僵化,以至于女大学生经常在晚上8点实行宵禁,这意味着她们不能在计算机实验室工作到很晚,正如社会科学家RoliVarma在2015年研究她们时所了解的那样。

不过,与美国女性相比,印度女性有一个巨大的文化优势:她们更容易受到父母的鼓励,进入这一领域,Varma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女性认为编程是一项更安全的工作,因为它能让她们呆在室内,减少她们在街上受到性骚扰的机会。换句话说,在印度,妇女编程被认为是正常的。马来西亚的情况与此类似,2001年,也就是美国女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份额下滑到谷底的时候,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 in Kuala Lumpur)52%的本科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和39%的博士生都是女性。

如今,当中年女性认为硅谷的文化不太可能改变时,许多人干脆离开了这个行业。2014年,当Sue Gardner调查1400名女性时,他们告诉她同样的故事:在早期,作为初级程序员,他们忽略了周围的性别歧视。他们热爱编程,雄心勃勃,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兴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Gardner说,“他们会被打倒。”

近三分之二的女性经历过或目睹过骚扰,她在2008年的《雅典娜因子》(The Athena Factor)一书中读到了这一点;在Gardner的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女性报告说,她们的经理对男性同事更友好,也更支持男性同事。人们通常认为,有孩子的时刻是女性在科技职业中被排挤的时刻,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计算机和数学职业”中约26%的工人是女性。有色人种的比例也很低:黑人雇员占8.4%,拉丁美洲人占7.5%。在硅谷顶尖科技公司中,这一数字更为严峻:覆盖科技行业的新闻网站Recode在2017年的一项分析显示,谷歌20%的技术员工是女性,而只有1%是黑人,3%是西班牙裔。Facebook几乎完全相同;Twitter上的数据分别为15%、2%和4%。

这一逆转是深刻的。在编程行业的早期,妇女们蜂拥而至编程,因为它比法律等领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奖励。现在软件行业大门已经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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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Allan Fisher决定着手解决计算机科学中男女不平衡的问题。在马戈利斯的发现推动下,Fisher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些改变。首先,他们根据经验对学生进行分组创建不同的课程,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编写代码的孩子将学习进阶版,而刚学习代码的孩子则注重基础,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赶上。卡内基梅隆还为所有学生提供额外的辅导,这对初学者尤其有用。他知道,如果Fisher能让他们度过第一年和第二年,他们就会赶上同龄人。

没有一项政策改变不了的事情。“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Fisher说。“如果你让课程适应经验较少的人,那么经验较少的人就会加入进来。”教员们越来越习惯于看到小白进化成高级程序员。

卡内基梅隆的努力非常成功。在这些变化之后的几年里,进入计算机科学项目的女性比例猛增,从7%上升到42%;女性的毕业率上升到接近于男性。这所学校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一些关注女性学生数量少的学校开始使用类似于Fisher的方法。

2006年,Harvey Mudd学院对计算机科学课程的介绍进行了修补,专门为新手创建了一条赛道,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利用计算方法在科学和工程领域解决创造性问题。Hich,该机构的总裁Maria Klawe告诉我,“实际上是对你在编程时实际所做工作的更好描述。”到2018年,Harvey Mudd主修计算机科学的毕业生中有54%是女性。

学校的努力伴随着更广泛的文化转变。在过去的几年里,妇女对编程的兴趣在美国各地开始迅速上升。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教授Linda Sax的研究显示,2012年,计划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女性本科生比例开始以35年来从未有过的速度上升,自80年代中期下降以来。

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团体和组织培训,并鼓励代表人数不足的群体。进入这个领域,像黑人女孩密码和代码新手。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编程已经被视为高薪和富有吸引力的工作的堡垒。

在一个Instagram、Snapchat和iPhone都是生活中经纱和纬线的一部分的时代,潜在的编程人员很少担心工作会被孤立、反社会和远离现实。“如今,那些认为自己有创造力或艺术性的女性比过去更有可能追求计算机科学,”萨克斯说,她研究了几十年来有关STEM领域学生的人口统计学数据。

与其他领域相比,它们仍然不太可能进入编程领域,但编程越来越在它们的视野中。这一转变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免费的在线编程学校、相对便宜的“训练营”,甚至是新来者的Meetup团体,在没有获得完整学位的情况下学习编程要容易得多——这种机会在过去十年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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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学校文化是一回事,更困难的是改变整个行业的文化,特别是反身性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仍然深深根植于硅谷。

比如苏·加德纳,有时会怀疑鼓励年轻女性进入科技领域是否合乎道德。她担心她们会越来越多地从计算机科学课程中涌出,在很早的时候就兴奋地完成第一份编程工作,然后逐渐被行业所击败。

在2017年的一个春季周末,700多名程序员和设计师聚集在纽约的一场黑客马拉松现场,限时24小时,该活动由科技和硅谷新闻网站Tech Crunch主办。在周日的午餐时间,在一场场疯狂的头脑风暴后,这些团队将他们的作品展示给行业评审小组。

获胜的队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三名高中女生,索米娅·帕塔皮、阿克沙亚·迪内斯和阿穆利亚·巴拉克里希南,她们拿到了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奖金。在短短的24小时内,她们创建了一个虚拟现实应用程序“复兴”,测试孩子们是否有多动症。颁奖结束,回到房间,她们倒头大睡。从前一天中午开始,她们马不停蹄地编代码,精疲力竭。

他们都对高中的编程课程感兴趣,每个人都受到移民父母的强烈鼓励。巴拉克里希南的父母从事软件和医学工作;迪内斯的父母2000年从印度来到美国,从事信息技术工作。帕塔帕蒂幼年时从印度移民到印度,她的年轻母亲从未上过大学,她的父亲是一名信息技术工人,是他农村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迪纳什告诉我,由于在高中时被编程所吸引,年轻的黑客们已经习惯了在学校里成为一个孤独的女孩书呆子。

为了打破孤立,在编程过程中认识了更多的女孩,她参加了“built by girls”等活动,几天前,她就是在那里遇到了帕帕蒂和巴拉克里希南,并决定组队。为了参加Tech Crunch,16岁的帕帕蒂和巴拉克里希南错过了一个初级舞会和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

“当你可以去参加一个黑客大会时,谁需要一个聚会?帕帕蒂说道。

将近两年后,巴拉克里希南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开发她发明的心脏监护产品,而她当时正以10万美元的价格进行开发。她申请上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业余时间参加选美比赛,受到美国小姐2017的启发,卡拉·麦卡洛可是是一名核物理科学家。

她说:“我意识到,我可以用华丽的表演作为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女孩认识到,她们可以拥抱自己的女性身份,参与到强技术性、男性主导的领域。”迪纳什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创办了一项全女性的黑客活动,现在每年都在纽约举行。

帕塔帕蒂和迪纳什去年秋天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她们都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但她们也注意到了编程课上,女性的微妙紧张。帕塔帕蒂观察到男性同事在小组讨论中忽视了她举手的动作,或者重复她刚才说的话,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想法一样。她说:“我认为有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这真让人心烦。”

迪纳什说,新来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信心水平绝对有差异”。斯坦福大学的课程如此紧张,以至于像她这样的相对老兵都在争先恐后:当我们最近谈话时,她刚刚在一个项目上“连续三个通宵”,学生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一个“打印”命令。18岁时,她对前面的路几乎没有幻想。她说,当她参加区块链会议时,那是一片“中年白人和亚洲男性”的海洋。“我再也不会去了,”她笑着补充道。

“我的梦想是在特斯拉或Waymo这样的公司从事自动驾驶。也许我会成立我自己的公司。”迪纳什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她认识了一位风险投资家。“透过他,我还能认识到更多的人。”

20年后,当迪纳什环顾四周,会看到些什么呢?主宰软件世界的手杖会再次回归到了女性手里吗,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会看到更多女性的身影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她说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女性的世界将不会再拘泥于外人的偏见和期待。”

来源: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13/magazine/women-coding-computer-programm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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