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现代的社会困境上，人类道德本能正在失灵。现在，我们是否应该用些技巧、药片或者大脑电颤（brain zaps)操控这个过时的心智装置？
近来，科学家们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我们有道德责任解决这个问题。」六月，这一论断又获新的支持，在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告中，教皇Francis警告，人类的不作为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波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发言再次严重警示世人，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紧迫的道德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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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Raymond Besinger)[/caption]
现代人类面临的道德困境并非仅此一个，教皇本可以提及更多，比如，螺旋上升的不平等、持续性贫困、可预防疾病造成的死亡以及核扩散，等等。虽然有些问题出现较晚，不过，所有难题似乎都能解决。人类正与这些难题做斗争，我们不由要问，「今天，道德指南（moral compass）还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威胁？」
对教皇和其他教派的众多虔诚信徒来说，道德判断是一种无法进行科学解释的心智活动。然而，近年来，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们对潜在的道德思维及行为的了解，迈出了一大步，逐渐找到人类辨明是非的驱动力。这些洞见不仅揭示出道德心智的极限，也告诉我们一些操控道德心智的方法——采取心理技巧、甚至是服用药物、进行大脑电颤。
当人类日趋进化成更能合作、更加社会化物种时，道德心智已经演进了上万年。早期生活在小族群中的人类不得不集体打猎，找寻食物，否则就会挨饿。现实需要彼此合作，集体行动所需的认知能力——分享目标、责任和奖励的能力——也随之不断进化。
哈佛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Joshua Greene说：「道德是一种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让自私个体参与社会劳动并从中受益——的装置。」
那么，我们是怎样做出日常决定的呢？纽约大学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理性反思经常不会促使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直觉才是这种判断的驱动力。
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需要判断各种行为的道德性，从用美国国旗打扫厕所、与超市买来的鸡性交等。被试通常会认为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即使没有合适的理由，他们仍会坚持这一观点。他们常常摇手说，「这么做就是错的！」——Haidt称之为「道德错愕（moral dumbfounding）」（我们大脑中更加理性的部分可能比我们大脑中判断对错的情感部分进化得更晚一些。这些大脑系统之间也进行着竞争，理性部分试图分析情感部分为何如此运行。当理智部分无法判断情感部分的运行，这种情况被Haidt称为道德错愕（moral dumbfounding）——译者）
情感反应会加剧这种道德直觉。多数人认为，和一只死鸡性交的人很恶心，这足以让人们谴责那种行为。当进行推理论证时，人们常常事后对这些直觉判断进行理性解释。
然而，我们不是情感的奴隶。「直觉可以指引我们判断和行动」，Greene说，「但是，我们也可以停下来，搞清楚状况，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Greene让被试躺在核磁共振仪里思考一些两难情景，大脑活动的完成过程也清晰展现出来。受试者思考的是这样一个著名例子，
为了防止行驶中的火车撞死前方的五个人，把一个人从桥上推落到铁轨上逼停火车，是否道德？多数人会有强烈的直觉去否定这种行为，处理社会情感的大脑区域活跃度增强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结果，人们对近距离暴力的厌恶压倒了对更大善的关心。
如果情况反过来，按下某个开关让火车偏离轨道，撞死另一轨道上的某位行人，这种行为是否道德？大多数人会表示赞同。道德算术虽然相同（都是以一换五——译者），但是，按下开关不会让人感觉那么糟糕。Greene的研究表明，人们对这些道德两难的反应受控于更加冷漠的计算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理性的」脑内前额皮层外侧。
Grenne将本能的道德情操比作数码相机。他说，本能的道德情操就像是自动设定了的，而理性的深思熟虑就像手工模式，需要手动调节。「在已被设定好的情况下，自动设定非常有用，高效但不灵活。」Greene说，「手动模式更加灵活，但效率不高，因为自行设定需要些时间。」
就像我们依赖简单的自动模式一样，我们更喜欢根据直觉迅速做出判断。那么，问题来了：演变成小型社会道德指南的自动模式，能否解决影响数百万遥远陌生人、甚至未来的人类问题？
Greene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它们适合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但是，对于全球性道德问题，例如遥远地方的环境破坏与贫穷，却无能为力。」
自动模式的道德观核心特征之一就是采取移情思考。粗略地说，就是感受他人痛苦。它就像聚光灯，凸显出光线之下任何人的困境，敦促我们采取动作。因此，你也许会认为移情思考是一种纯粹向善的力量。
这样想就错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家Paul Bloom指出，「作为聚光灯的移情，非常狭隘。」它凸显出的只是某个个体的痛苦，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命运，它只考虑当下，而非将来。Bloom强调，「移情让我们更关心一个掉进井里的小女孩，而不是正在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痛苦与死亡的数亿人。」最近，被海水冲上土耳其岸边的叙利亚男孩尸体的照片引发的人类本能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
移情的不足在于，我们仅将灯光投向那些偶然看到的原因上——一些有新闻价值的道德争议，而非那些能为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的地方。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一些慈善机构收到了花不完的捐款，这种反应就是一个例子。
所有这些听起来有点令人沮丧，但仍有希望。Fiery Cushman 在哈佛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实验室，他说，「我们能用手动模式训练自动模式，在过去10年里，我们已经了解到，在道德直觉形成中，学习非常重要。」
例如，在去年一项研究里，Cushman问被试，如何看待对晚期病人执行安乐死的方式，包括让病人服毒、窒息、枪击头部。仅根据各种方法导致的痛苦程度，你就能预测出被试反应。但是，Cushman发现，被试的结果却是基于对自己去操作某种安乐死的厌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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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飞行与危害我们的下一代联系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气候改变么（图片： YAY ）？[/caption]
因此，直观的道德判断好像不仅基于对痛苦的情感反应，也基于身体动作带给我们的感受。通过大脑
多巴胺系统和基底神经节，我们学会将道德价值分配给各种行为。Cushman还认为，我们能操纵这种过程，形塑自身的本能道德反应。
他说，办法之一就是特意找出特别的经历。想象一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他很关心动物的幸福。如果培根三明治太诱人，他们可以看看虐待动物的视频。Cushman说，「这能改变他们的本能态度，他们因此会觉得眼前的那些肉很恶心，而不是食欲大增。」同样的策略也有助于人为制造出对增加碳排放量或者最贫困人口境况的厌恶。
理性的新纪元
但是，少数人做出的道德选择很难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当解决地球面临的最大难题需要发动大规模道德变革时，纽约大学一位哲学家Kwame Anthony Appiah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我要怎么做』，『而是我们要怎么做？』」。虽然手动模式有助于我们瞄准那些「我们」应该追求的肇因，但是，大家一起重塑道德思维不能仅依赖于深思熟虑和推理。
Appiah研究了历史上的道德革命，例如英格兰废奴运动——19世纪结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运动。Appiah说，「早在终止奴隶贸易之前，相关理性、道德和法律争议早已众所周知。」当全体普遍感到从事这种贸易很可耻，争论就开始演变为运动。除此之外，维权组织日益意识到（贩奴造成的）可怕人力损失以及反奴运动获得半个英国的认同，也驱动着这场转变。
比如说，在伯明翰，当地政客和数千名市民签署了一份反奴隶制请愿书，呈递给英国政府。Appiah说：「他们希望成为这座曾经从事过奴隶交易城市的一部分。这种市民自豪感是废奴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Appiah提出，提及集体认同感的运动——比如作为城市、国家、宗教或社会运动的一员——似乎是最为有效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联合起来，以人类的共同身份解决一些影响每个人的问题呢？Appiah说：「人类身份的问题在于，不存在任何竞争的外部集团。如果存在外部集团，这个概念会更有效。」
对不道德行为的耻辱感和解决道德问题的骄傲感，可以被证明是有效的。纽约大学的环境科学家Jennifer Jacquet认为，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可能需要运用羞耻的力量来调整伦理行为。她认为，「只要加以审慎和适当的运用」，羞耻就能带来更大的善行。
比如说BankTrack，这是一家全球性的NGO组织联盟，专门揭露那些涉及威胁环境和人权问题的银行。BankTrack检查了那些贷款给煤炭行业（这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的银行，并编撰了一个「环境顶级杀手」的列表。
它的声明十分简单：「通过曝光和让这些银行感到羞愧，我们希望在顶层构建一场竞赛，那时，银行们相互竞争的目的就是清洗投资组合，停止那些将环境推至险境的投资。」
然而，操控理性反省之力的集体认同感和羞耻感可能并不是道德革命的唯一选择。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哲学家Ingmar Persson和牛津大学的Julian Savulescu在他们的新书《不适合未来》（Unfit for the Future）中论证，我们大脑中负责道德的部分是如此缺乏抵抗力，以至于我们可能需要通过生物医学的方法来提升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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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巴莱克银行在被抗议之后，停止资助以炸除山顶为手段的传统采矿。[/caption]
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已经表明，通过药物和大脑刺激有可能控制我们的道德选择。来自牛津大学的Molly Crockett发现，接受过抑郁症抑制剂西酞普兰治疗的人，会对他们受到的伤害更加敏感。比如，今年早些时候，Crockett和他的同事发现，接受过抑制剂治疗的人愿意花两倍的价钱来阻止陌生人接受电击。
生物药物的强化甚至能在较复杂的社交层面发挥作用。荷兰的莱顿大学的Roberta Sellaro发现，低电压传送可以刺激大脑前额的一些神经活动，比如控制社交情绪，或者降低对不同社交群体的态度差异。
我们还不能指望能在医药商店里看到这些控制情绪的药物，因为这些研究远非结论性的，获得证实的效果也很有限。但这至少说明，对于行为的控制和修改是有可能实现并加以利用的。
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道德问题：谁接受这些治疗，在什么年纪接受。但是，Persson and Savulescu 争辩道，如果科技进步能证明这种道德行为的改变是朝着好的方向（谁来定义什么是「好的方向」），自然不会有任何道德问题阻止我们使用它们。就拿同意来说，儿童是没有能力（资格）「同意」的。Persson说，「所有成长和教育也是如此，包括道德教育。」
但为什么这种生物医学的道德强化不会适得其反把我们变成道德机器呢？Persson and Savulescu 解释道，这种治疗的作用力并不会比教育实践中的结果更糟，它不会破坏人们的自由意志。
尽管这种利用药物或者大脑电颤造成的道德入侵会带来很多道德问题，但是，付诸实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大脑里并没有一个你想增强的道德回路」Greene说，「一个道德决定往往由几条主要的大脑回路控制，我们无法通过精确定位的方式将其加强。」
假设你能让人们做出「正确」选择，但是，如何人为提高整个人口的道德水平？要给供水系统中加点药物吗？能把道德增强剂加入孩子的麦片粥吗？
即使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障碍，Bloom仍然坚持认为，不能人为提升道德水平。「人们在用错误的办法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如果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搞乱各种情感，我们就会变得更好，这不过是一种错觉。」
Bloom认为，解决道德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我们没有可靠的本能解决之道，最好办法就是尽量在手动模式上多花些时间。
「道德问题复杂、有难度，需要仔细权衡考虑。如果人们能更多地思考这些，那就更好了。」
选自新科学家，作者Dan Jones，机器之心翻译出品。参与人员：小二，小雨季节，Chen Xiaoqing，Duo Xu，汪汪，Rui，salmoner，微胖。 
